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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爭議焦點為利用涉案“顏值檢測”軟件竊取的“人臉信息”是否屬于刑法規制范疇的“公民個人信息”。法院經審理認為，“人臉信息”屬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規定的公民個人信息，利用“顏值檢測”黑客軟件竊取軟件使用者“人臉信息”等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屬于刑法中“竊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依法應予懲處。主要理由如下：第一，“人臉信息”與其他明確列舉的個人信息種類均具有明顯的“可識別性”特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中列舉了公民個人信息種類，雖未對“人臉信息”單獨列舉，但允許依法在列舉之外認定其他形式的個人信息。《解釋》中對公民個人信息的定義及明確列舉與民法典等法律規定中有關公民個人信息的認定標準一致，即將“可識別性”作為個人信息的認定標準，強調信息與信息主體之間被直接或間接識別出來的可能性。“人臉信息”屬于生物識別信息，其具有不可更改性和唯一性，人臉與自然人個體一一對應，無需結合其他信息即可直接識別到特定自然人身份，具有極高的“可識別性”。第二，將“人臉信息”認定為公民個人信息遵循了法秩序統一性原理。民法等前置法將“人臉信息”作為公民個人信息予以保護。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條規定了個人信息的定義和具體種類，個人信息保護法進一步將“人臉信息”納入個人信息的保護范疇，侵犯“人臉信息”的行為構成侵犯自然人人格權益等侵權行為的，須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或行政、刑事責任。第三，采用“顏值檢測”黑客軟件竊取“人臉信息”具有較大的社會危害性和刑事可罰性。因“人臉信息”是識別特定個人的敏感信息，亦是社交屬性較強、采集方便的個人信息，極易被他人直接利用或制作合成，從而破解人臉識別驗證程序，引發侵害隱私權、名譽權等違法行為，甚至盜竊、詐騙等犯罪行為，社會危害較大。被告人李開祥操縱黑客軟件偽裝的“顏值檢測”軟件竊取用戶自拍照片和手機相冊中的存儲照片，利用了互聯網平臺的開放性，以不特定公眾為目標，手段隱蔽、欺騙性強、竊取面廣，具有明顯的社會危害性，需用刑法加以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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